离开四川地矿局区调队已三十多年了，在我近七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最有朝气、最有激情、最富幻想的青年时代正是在二区测队度过的。我的事业从这里起步、我的生活从这里开始。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最令我怀念的仍是在二区测队十五年的日子。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那些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和奔腾咆哮的大江急流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情不自禁的浮现出自己当年在二区测队的情景。我深深的怀念着那片抛洒过我们热血的土地、更怀念那些并肩工作过的姐妹兄弟。在区调队建队50周年之际，记忆的潮水更如决堤一般汹涌澎湃，每当午夜梦回，辗转床榻之际，多年不曾提笔的我总有一种想记下来的冲动。

跑马溜溜的山上

1960年初夏，我和李怀成结束了在省局中心实验室重砂矿物分析的学习和在西昌一区测队的实习，两个十七、八岁的黄毛丫头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父母和兄弟，离开成都、经过雅安、越过二郎山、跨过泸定桥，奔赴组建不久的甘孜区测分队所在地——康定！

经过一天半的颠簸，客车抵达康定时已是第二天午后，客车停在小街边下客，当同车的旅客渐渐散去后，街上就剩下不知东西南北的我俩。天空中飘着濛濛细雨，小街两边是破烂不堪的木板房，街上行人极少。不久前还在车上情绪亢奋的高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的我俩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这是什么地方呀?难道这就是那个在“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城吗？我的心直往下沉。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既没人得知我俩的到来，我们也无法跟队部取得联系。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队部，否则在这个藏汉混居的“蛮荒”之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经多方打探，我们才在一位听得懂汉话的路人指点下雇了一辆拉行李的板车，跟着拉车的人，我们沿着湍急的康定河逆向走进康定城，过了折多桥，沿着雅拉河又折向城外走去，天黑前终于赶到位于二道桥的队部。

接待我们的是随和可亲、时任区测分队技术负责的关建哲老大哥（已于三年前去世），还有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分队综合组组长卢光远，还有一位就是一本正经的技术员钟加昌（63年在野外工作时溺水身亡）。当时区测分队的地质技术人员已上高原开展工作，留在康定队部的就只有他们俩和两个月前到达的绘图员伍崇琳，现在加上我俩一共6人。那时区测分队的绘图和重砂工作均挂靠在甘孜地质队，两队技术人员共同承担所有任务。

6月的康定仍是寒风阵阵，不时飘雪。岩矿鉴定室设在一间足有30平方米、没有顶篷的大房间里，尽管办公室里烧着两个大火盆，由于当时大家的穿着都很单薄，操作显微镜的双手还是时时冻得僵硬。冷得实在不行时，我和怀成就会钻到桌下烤火取暖。记得有一次，我俩正在桌下取暖，实验室主任杨雄来巡视，我俩躲在桌下不敢吱声，岩矿鉴定技术员刘太华和樊真秀埋头不语，老杨站了几分钟，出门自言自语道：“这俩个成都来的女娃子跑到哪里去了？”等他一走，我俩从桌下钻出来，四人开怀大笑。

雷击“甲基卡”

道孚县的甲基卡锂铍矿区位于海拔4000米左右的塔公草原，当时该矿是甘孜队的重点普查项目。六月下旬，我随甘孜队的地质和绘图各工种人员参与矿区外围普查，汽车只能开到塔公，要上甲基卡矿区必须骑马。一行人中大多数从未接触过马，更别说骑马了，大家站站兢兢硬着头皮上马，由藏民牵马带路，经过半天的颠簸才抵达矿区。当晚精疲力尽的我早早睡下，第二天酣睡醒来却发现全身的骨头仿佛都散了架，痛的不能动弹，“我会骑马”的自豪感被全身的疼痛折磨得荡然无存，好几天后这种疼痛才全部消失，我也才逐渐恢复正常。

６月的塔公草原景色十分迷人，湛蓝的天空中飘着似雪的白云，绿绒般的草原上点缀着紫色、黄色、粉色等各色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矿区周围常有三、五成群的青年藏族男女在歌声中挖采贝母和虫草，他们时而低吟浅唱、时而放声高歌，他们的音域宽阔、女音甜美、男声浑厚，原生态的藏歌曲调优美，若是放在今天的各种选秀大赛上，他们也足以脱颖而出！

甲基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木板房只能略避风雨，入睡前被褥上必须铺一层油布防潮遮雨，早晨起来，油布的凹陷处总会淌一窝融化的雪水；吃的是粗糙得难以咽下的、拌着苦涩萝卜糖的糌粑面，难得吃一次米饭也是半生不熟（当是没有高压锅），连麸面馍馍就算上品了，能吃上蔬菜禽肉是一种奢侈。

住地山坡下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海子（高原湖泊），悠闲漫游的鱼儿们在阳光下泛着银光，这些就是我们藏族同胞奉为神明的八宝之一，尽管物质极度匮乏，但谁也不敢冒着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捕捉这些唾手可得的美味。

7月1日，为了向党的生日献礼，工区主任安排工人门多打炮眼、多爆破，我们几个女同志外加局研究所（成矿所的前身）的两位技术人员在住地给炸药装雷管，并负责将装好雷管的炸药运上工区。尽管住地到工区的直线距离不过百把米，但在这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上，即使不负重，走起路来还会双腿发沉、上气不接下气，更何况将装好雷管的炸药运上工区，这一路走走、歇歇，至少要半小时，其艰辛不言而喻。

当最后一批炸药被陆续安放在炮眼后，工区主任便催促我们赶快下坡回住地。就在我们回到住地十余分钟后，大约傍晚6、7点，突然一阵巨响将我手中的饭碗震落在饭桌上，我们冲出屋外，沉寂一两分钟后，阵阵黄烟从坡上漫起，紧接着哭喊声从坡上传来。不一会，一个17、8岁的小工人从工区奔下来，只见他额角的头发被烧焦变黄、脸颊上布满了灼伤的斑点和小坑，他半天没说出话来，几分钟后才语不成句地说：“他们……他们……倒了……倒了……”

原来我们离开工区后，高原上随时可能出现毫无预兆的“地滚雷”袭击了工区，刚装完炸药的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撤离，40余发炸药就被“地滚雷”引爆了，当场炸死三人，重伤六人，轻伤十余人。人们向坡上跑去，伤员被陆续运下，一路所见惨不忍睹。随着夜幕降临，为防止这一带游散的康巴土匪闻风偷袭，整个住地都不敢点马灯，外出也不敢打电筒。六名重伤员急需向外转移抢救，矿区连夜派人徒步摸黑向塔公奔去报信求救，气氛十分紧张。这就是当年震惊四川地质局的甲基卡雷击事件。

记得一名重伤员的脚板心炸了一个洞，鲜血不断往外涌，矿区即无医生，也无任何医疗条件，雷击事件当晚只好由几名女同志轮流用双手卡住他的脚踝止血，伤员痛得哭天抢地、喊爹叫娘。第二天，他便同其他重伤员一道由请来的藏民送往外地进行抢救，死去的三名工人的遗体也从工区运下来，暂时停放在紧邻女生宿舍的木板房侧面。夜间值班时由我们几个女同志负责上半夜，共产党员张开智身背长抢走在最前面，我们跟随其后，围着木板房转圈，每一圈都要经过那三具遗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惊恐万分，但几圈下来也就麻木了，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那几晚是怎么度过的。后来三名遇难工人的遗体就地掩埋、永远长眠于美丽的塔公草原。他们姓啥名谁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2人是叔侄关系。

几天后，甘孜队的贾志斌书记（61年调任二区测队党委书记）带领工作组抵达甲基卡进行调查并处理后事，不日我被召回康定。

7、8月间区测分队结束了野外地质工作，我和伍崇琳跟随他们一起到成都地院，着手进行室内整理和编写报告的工作。直到那时，我才与建队初期出野外工作的最早一批地质人员见了面，记得他们是：吴世良、程上恩、盛朝华、葛稀、林元灿……等人，整个分队不足20人。

我们曾“年青”

六十年代初，一部描写地质工作者的话剧“年青的一代”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剧中勘探队员萧继业和林育生同是地质学院毕业生，出生于革命家庭，却走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通过他们在对待生活、友谊、爱情和事业诸方面的不同态度，引发出该怎样去教育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的主题。

1963年末，为配合革命传统教育，工会组织排演该剧，演员由地质技术人员、岩矿重砂鉴定人员和化学分析人员担任，关建哲任导演兼普通话指导，付光忠饰林育生、方延年饰萧继业、姚武员饰林父、俞瑞葵饰林母、饰夏钱建瑜倩如、詹行礼饰萧奶奶、金治中饰小李子、彭崇光和李怀城饰夏倩如的同学、我饰林岚，朱时昔任舞台美术兼效果。

      由于演员全部都是南方人，操着各种带乡音的普通话，我们常常为台词发音不准确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烦恼不已。俞瑞葵操着江西口音，总说不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导演老关不厌其烦地反复示范、纠正。演员们怀着极大热情，克服语言关和表演关，夜以继日地排练，不到一周时间就排练完毕。

为增强演出的舞台效果，我们在演员化装和服装，舞台布景和效果各方面都下了很大工夫。饰演萧奶奶的詹行礼当年二十七岁，我们用面粉扑在她头上让黑发变白，又在她额上画上几道皱纹，当她用低沉的嗓音述说革命家史时，一位六、七十岁饱经风霜的老奶奶活脱脱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作为舞台美术负责人的朱时昔还绘制了上海外滩高楼林立的大型景片作背景，同时根据剧情需要研制了闪电、雷鸣和暴雨倾盆和影像和声响效果，为整台话剧增色不少。

彩排时队领导亲自参加审查，顺利通过后即在大队部演出，后又开赴二分队住地广元县朝天区、一分队住地南江县大礼堂公演，当年我们的演出在边远的小山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年青的一代”多数已经两鬓飞霜，不用往头上扑面粉、额上画皱纹就能胜任萧奶奶了！

1965年初冬，由原西南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罗迭任队长的四清工作队驻罗江大队部，运动期间成立了“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乌兰牧骑”，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小分队。“乌兰牧骑”的队员个个一专多能，吹、拉、弹、唱、舞无所不会。我队“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由李文涛任队长，演员有我，郭西嬿，李达云，徐泉清，胡子林，俞瑞葵，郝騋，付光忠和金治忠，代百超、何天华负责剧务和后勤，四清工作队队员卢惠也参加演出。

我们的演出节目多为原创自编，内容多取材于本队真人真事，形式以说唱为主，其次以器乐合奏和独奏，舞蹈节目仅一两个。全体演员均着工作服，女同志只在工作服内加穿一件红毛衣，革命化程度相当高。四清快结束时，我们由工会冯主席带队到局汇报演出，反映二区测队的精神风貌，省委书记杨超、局领导观看了这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中，李文涛、徐泉清和郝騋的小提琴三重奏，郭西嬿的诗歌朗诵“勘探队员之歌”，忆苦思甜表演唱，和舞蹈“女民兵”令我记忆深刻。演出结束后，李凤午局长到后台接见全体演员，并安排录音师收录部分说唱节目存挡。多年后碰到一位朋友，闲谈中提到当年的演出，问我还弹木琴吗，我一怔，茫然中唤起了快要忘却的记忆。当时的器乐合奏是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笛子、二胡加小提琴，不知谁在工会发现一架从未用过的木琴，惊喜中决定在器乐合奏中派上用场，可是却没有人会弹，队长李文涛想来想去决定叫我弹。那时我年青胆大，欣然接受使命，凭着一点键盘乐器的基础，跟着乐队弹奏曲调简单的诸如“我是一个兵”等曲目，并在结尾前的两小节从低音到高音划出一串清脆的木琴声。但为了避免让行家看出破绽，演出中木琴的位置都摆放在不起眼的后排，而我则实实在在地当了回南郭先生。

深山探宝

1970年至1972年期间。我担任一分队1：20万茂汶幅重砂矿物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圈出了多处稀土、稀有矿重砂异常。72年5、6月，由郭建锁担任组长，地质技术员孙朝相，物探技术员余兴活、工人李成文、刘明太和小侯组成矿产组，任务是解剖理县薛城孟通沟一带稀土、稀有矿物异常，重砂组派我参加配合。

第一个点是铌钽矿物异常，该矿物在室内鉴定时已确定为含铀的铌钽矿物，标本送局中心实验室X―荧光光谱测定后确定为铌钽矿物―黑稀金矿。该异常点位于孟通沟沟尾的支沟长沟，海拔3000多米，人迹罕至，地形和气候条件恶劣。从薛城沟口出发，小组粮油和生活用品由藏族民工搬运，个人行装自己负责背运，我还外加一台双目显微镜，好在当时野外装备已极大改善，个人行装就尽量精减，鸭绒被加狗皮褥子10余斤。

在高原上经过艰苦跋涉两天后到达异常点，随即“安营扎寨”，这营寨其实就是一顶有顶无壁、只能遮雨雪、不能挡风寒、四周通风的简易帐篷，“弹簧床”则由砍下的树干铺成。我和男同志间由米口袋和装物探仪的木箱隔开，外挂一张油布便成单间。夜间为防野兽袭击，帐篷外燃起熊熊篝火，两位藏族民工裹着家织毛毯，围着篝火席地而睡。

一切就绪后次日便展开工作，首先沿沟加密重砂取样当日鉴定出成果。在这荒山野地难觅一处能摆放双目显微镜的平地，只能在标本箱下用石头支撑调整平衡，看显微镜的姿态或半蹲、或半跪、或席地而坐，所用显微镜是即将淘汰的“江南牌”，再经路途颠簸，两个镜筒焦距不等，视域中心不重合，镜下视物模糊不清，我只能调整自己的双眼来应付，整日在头昏目眩的“斗鸡眼”状态下鉴定样品。

经过全组同志的努力，几天后我们就追到了原生露头―“γ²₅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肉眼可见黑稀金矿不均匀地分布其中，矿物周围呈现红色晕圈，放射性强度达60－70伽玛，富集部位更高达100－130伽玛。随即我们通过地质观察、放射性测量等综合手段，对该矿化地段进行了评价。紧接着西南地质研究所的一组人员又来该地进行了较详细的工作，称该含黑稀金矿花岗岩脉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见“地球化学”1976年04期）。

结束黑稀金矿矿化点工作后，我们又转入另一支沟进行独居石、铀钍矿重砂异常解剖，运用同样手段，我们很快就追到了原生露头。就在该点工作即将结束时，我却因为多吃了野生木耳导致急性腹泻、腹痛，服用了急救箱里的药品，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也不见好转。代组长孙朝相同李成文和藏族民工老陈，连夜冒着暴雨，沿着崎岖的山路奔往沟口的林场求救。他们走后，带路民工王大爷硬叫我从鸭绒睡袋中爬出来，叫我打盘脚坐在火塘边，他抓起一把米放在嘴里围着我又唱又跳。唱跳几圈后，突然将口中已嚼碎的米粒连带口水喷向我全身，刘明太和小候被他突然的举动笑得前俯后仰，痛中的我也忍不住叫出了“王大爷，你做啥子”。王大爷表情严肃的向我们示意不准笑，口中还念念有词的继续表演。表演结束后，他才说这一带闹鬼，过去有挖药的老乡死在这里，我是被鬼缠住了，他在念咒驱鬼……。孙朝相一行往返八、九小时后于次日凌晨请来林场的赤脚医生为我急救，经扎针、服药、注射葡萄糖后，我又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逐渐好起来。当然王大爷认为是鬼被他赶走了，我才得以好转。王大爷做的这一切，不管你信不信，但他确实从内心牵挂着一名地质队员的安危。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却记忆犹新，同志间无私的关爱和友情令我终身难忘。5.12大地震的重灾区之一便是李成文的老家―青川，听说他和家人均没有什么大碍，牵挂的心得以宽慰。

从事地质工作并非我的初衷，当年受父亲右派身份的影响，被剥夺了正常升学的权利，别无选择的进入了地质系统，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想起自己曾经的岁月，或是艰辛、或是澎湃、或是美丽、或是温暖，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二区测队的15年，工作条件的艰苦，物资生活的匮乏，文体活动的丰富多彩，同志间的互助友爱，点点滴滴汇聚成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伴我终生。

2008年12月于美国新泽西州